所谓石窟寺，就是开凿在河畔山崖间的佛教寺院[1]。它的宗教功能和我们经常见到的地面上的木构佛寺是完全相同的。在山崖间开凿洞窟，再在窟室内制作出信待们所崇拜的偶像，是在古代的印度起源的。我们知道，中国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佛教的艺术形式，石窟寺就是集建筑、绘画、雕刻于一体的佛教艺术，是为宣传特定时代的宗教思想服务的。中国古代的佛教石窟遍布北方各地，在长江以南也为数不少，其中最为著名的还要数敦煌、云冈、龙门这三大石窟了。若要论其地理位置与历史意义的重要性，雄居中原地区的龙门石窟当首屈一指。

    龙门石窟，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3公里的伊水两岸，这里山水秀丽，景色宜人，是人们礼佛、观光的胜地。这个地方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称作“伊阙”、“阙塞”，它是一个形象化的称谓，因为有伊水北流，两岸的山崖高高耸立着，就象天然的门阙一样。据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记载：“晋如跞、赵鞅帅师纳王，使女宽守阙塞”。杜解：“阙塞，洛阳西南伊阙口也”。这种名称一直被延用至南北朝末期。而“龙门”称谓的最早出现，大概开始于隋炀帝时期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5河南府条云：“初，炀帝尝登邙山，观伊阙，顾曰：‘此非龙门耶？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？’仆射苏威对曰：‘自古非不知，以俟陛下。’帝大悦，遂议都焉。”从隋唐之东都洛阳城的营建来看，洛阳宫之端门，和外郭城的定鼎门，正对着伊阙。而封建帝王们又常自比为“龙”，因而就将这正对着皇宫的天然门户改称为“龙门”了。不过，旧的名称，有时仍被后代引用，如宾阳洞外著名的唐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《伊阙佛龛之碑》就是一例。不过，早在隋炀帝到来的一百多年前，龙门就已经迎来了一位真龙天子。

    太和十八年（494年），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元宏，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北方地区，缓和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，毅然决定把首都从平城（今山西省大同市）迁到了洛阳，同时还实施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。孝文帝和他的文武大臣们是很崇信佛教的，他们首先选择了龙门山作为开窟造像的佛教胜地。从此以后，历经北齐、隋、唐、宋等朝代的不断开凿，共造就了两千多所洞窟与佛龛，大大小小的佛教人物雕像共有十万多尊[2]，还有两千八百多块古代的碑刻作品，是中国的祖先们留给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而丰厚的文化遗产。

一、北朝时期

    龙门石窟中的北魏窟龛造像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，多集中开凿于北魏迁洛以后的孝文、宣武、孝明帝期间，与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的相对稳定和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提倡密切相关。孝文帝本人对佛教就很推崇。在他统治期间（471—499年在位），曾迎像、度僧、立寺、设斋、起塔，广作佛事，并提倡《成实》，《涅槃》，《毗昙》等佛教义学，还特意为北天竺来的僧人佛陀扇多在嵩山建立了少林寺。其后宣武帝元恪（499—515年在位）时大兴佛教，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洛阳，元恪为他们建立了永明寺，有房舍一千余间，共住外国沙门千余人。他还组织译场，翻译佛典。据《魏书·释老志》记载：景明（500—503年）初，宣武帝下令仿照代京灵岩寺石窟（即云冈石窟），于龙门山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营建石窟各一所。永平年间（508—512年）中尹刘腾又为宣武帝本人造石窟一所，这三所石窟即今之宾阳三洞[3]。由此，在龙门石窟的开凿史上，掀起了第一个高潮。北魏晚期阶段内开凿的石窟主要有：古阳洞、宾阳三洞、莲花洞、火烧洞、皇甫公窟、药方洞、魏字洞、唐字洞、赵客师洞、普泰洞、慈香窟、路洞等。龙门北魏时期的洞窟形制，前段主要是继承云冈石窟中昙曜五窟的马蹄形平面、穹窿顶的草庐形式，如古阳洞、宾阳洞、莲花洞、火烧洞等。后段则是一种方形平面，穹窿顶（雕出大莲花）、后壁凿高坛，坛上置主像，在左右壁开凿大龛的形式，如普泰洞、魏字洞、皇甫公窟等。后一种似乎已成为龙门石窟北魏末期的独特形制。这一时期的造像，多为面容削瘦的“秀骨清像”。佛多着褒衣博带式服装，衣褶层叠稠密，衣裙垂蔽方台座，或束腰须弥座。菩萨所披的帔帛交叉下垂，大裙下摆两角尖长。飞天动作潇洒，多呈跪姿，手捧果盘或持各种乐器，长裙及帔帛飘向身后，端部多呈尖状。造像题材以三世佛为主，大型的世俗供养人行列，以宾阳中洞《帝后礼佛图》最为典型，可惜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盗往日本和美国[4]，皇甫公窟和古阳洞北壁的《礼佛图》还保存完好。此外，慈香窟附近一些小窟中也有少许小型的礼佛行列浮雕。它们都是北魏世俗官宦形像的真实写照。古阳洞、宾阳洞、莲花洞等窟中流行的维摩诘经变浮雕，也具有一定的特色。在雕刻手法上，已有了由云冈石窟的直平刀法向龙门石窟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向，艺术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龙门的优雅端严的作风。